年了，而我们还没有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天气。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塞拉哈亭没去诊所，找到了我，说：法蒂玛，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为什么，塞拉哈亭，我没这么问，但他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接着讲道：法蒂玛，我们将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今天塔拉特帕夏把我叫了去，对我这样说道：塞拉哈亭医生，你不会在伊斯坦布尔住下去了，也不会再从事政治了！这个无耻的家伙这么对我说，我一再说不行，他说，你说你很勇敢，我们要立刻用第一艘船把你和其他人一起送往锡诺普监狱，你大概不会乐意，但没办法，你给我们找了太多的麻烦，不断诽谤我们的党，但你像是个有头脑的人，理智些，听说你结婚了，你是个医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可以挣很多的钱，足够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过上舒适的生活，您的法语怎么样？该死的，你明白了吗，法蒂玛？这些联合主义分子在胡闹，他们忍受不了自由，他们和阿布都尔哈米特有什么分别？好吧，塔拉特先生，即使我接受你的邀请，即使我马上就收拾好我的坛坛罐罐，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因为害怕进锡诺普监狱：不！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在监狱的角落里给你们必要的回应，而是在巴黎。法蒂玛，我们去巴黎，把你的戒指和宝石卖掉一两个！你不愿意吗？那好吧，我现在还有些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去欧洲，去塞拉尼克，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我们可以去大马士革，你看，勒扎医生去了伊斯肯德里，他在信中说他在那儿挣了好多钱，我那些信在哪儿，我找不到了，我跟你说不要碰我桌上的东西，哎呀，主啊，也可以去柏林，但你听说过日内瓦吗，这些人比阿布都尔哈米特还要坏，快点，与其这样傻乎乎地看着，不如赶紧收拾行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妻子必须要坚强，不是吗，没什么好怕的。我一声不吭，就连一句“随你的便”也没说，而塞拉哈亭还在说着，说着他们在巴黎对阿布都尔哈米特所做的事情，说他自己到了巴黎后会对他们做些什么，还说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如何风光地乘火车从巴黎回来！后来，他说，不，去大马士革，去伊兹密尔，又说去特拉布宗我也愿意，法蒂玛，我们要卖掉我们的家产，你准备好作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作斗争，法蒂玛，不要在佣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呆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一个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出了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哈亭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了丑陋的光。从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到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桌旁，看着那长颈大肚玻璃瓶。水在里面一动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了，似乎这一玻璃瓶的水是那么一种让人感到吃惊的东西。有一次，我用杯子罩住了一只蜜蜂。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看看它：它在杯子中转悠了两天两夜，一直到它明白没有任何出路为止，然后缩在一边一动不动地呆着，明白除了等待，除了毫无目的地等待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样一来我就对它感到厌烦、恶心了，我打开百叶窗，蹭着桌子把杯子移到了桌边，拿开杯子让它飞走，但这蠢货没有飞走！它就那么呆在桌子上。我叫来了雷吉普，让他把这恶心的虫子碾死。他撕了一点报纸，小心地抓住蜜蜂，从窗户扔了下去。他不忍把它杀死。他也和它们一样。

我倒了杯水，慢慢地把水喝完了。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站了起来，上了床，侧身枕到枕头上，回想着在这儿建这栋房子的时候，塞拉哈亭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看一看：这里将会是我的诊所，这里是饭厅，这里是欧式厨房；我给孩子们每人盖一个房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展自己的个性，是的，法蒂玛，我想要三个孩子；正如你所看到的，每扇窗户我都没让人装上笼子，那是多么丑陋的话，女人都是鸟吗，都是牲口吗，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扔下我离开，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那儿安上百叶窗，法蒂玛，你也别说这说那了，那也不是封闭阳台，阳台是突出的那部分的名字，通向自由的是窗户，多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