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维尔霍夫采娃小曾给被告三千卢布，托他代汇去，但问题是，托付这笔钱时竟是这样丢脸，这样屈辱，象刚才宣布的那样，这到底是否真实？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对于这问题最初的供词里并没这样说，完全没这样说；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们只听到怨恨、复仇的叫嚷，长期积愤的叫嚷。单单从女证人曾在最初的供词里作不正确的供述这一层，就使我们有权利下结论说，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确。照检察官的话说，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这段浪漫史。随它去吧，我也不去接它，但只想说，假使象可尊敬的维尔霍夫采娃小那样一位毫无疑问是心地纯洁、德尚的人，象这样一位女士，也竟会忽然在法上怀着陷害被告的明显动机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这个供词时显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静气的。难我们没有权利断定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么？很明显，她正是过分夸大了她钱给他时的那轻侮和凌辱。恰恰相反，她托这笔钱时，一定是还能够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象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不假思索的人来说。特别是因为，他当时可以指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很快地拿到账上欠他的三

注：①指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所着小说《乌尔夫的秘密》中的故事——

去的钱数报告了警察，还说这笔款是什么样的钱，有多少张钞票，多少张蓝，多少张红的，多少个金币，是什么样的，而在被捕的凶手上发现的恰巧就是这样的钱和金币，不但如此，跟着凶手还完全坦白地承认了他杀人，并且抢走的正是这样一笔钱。诸位陪审员，我认为这才叫证！因为在这里我知，看见，而且摸到了这笔钱，决无法说没有钱，或者以前本就没有过这笔钱。本案的情况是这样么？要知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一个人的命运。人家要说，‘这话对，不过他在那天夜里酗酒胡闹，银钱，在他上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但是正因为发现的只有一千五百卢布，而另外一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发现不；因此恰恰证明这也许并不是那笔钱，也本从来没有装在任何信封里过。经过时间推算（而且非常严密），预审中已经查明并且证实被告从女仆那里跑到官员彼尔霍金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回家，也没有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以后一直在众人面前，所以不可能从三千卢布里分一半来，藏在城里。正是因为这一，检察官才猜测钱藏在莫克洛叶村中的地板里。诸位，是不是藏在乌尔夫城堡①的地窖里了？这个猜测是不是太富于幻想和浪漫彩了呢？大家注意，只要这一个猜测，就是藏在莫克洛叶的猜测，一被打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为要是那样，这一千五百卢布究竟在哪里，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既然已经证明被告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奇迹竟会使这笔钱变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竟准备用这样的传奇小说断送一个人的生命！有人会说：‘无论如何他始终说不他上那一千五百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又都知在这夜里以前他并没有钱。’但是谁知呢？被告自己却清楚而定地代过钱是哪里来的，而且可以说，诸位陪审员，可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供词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格和心灵更符合的了。检察官喜他自己的传奇小说：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决定蒙着耻辱拿他的未婚妻给他的三千卢布，是不会分一半来到护香里的，反过来说，即使果真了，也会每两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来用，在一个月内把它全数光。别忘了，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驳的气说来的。但假如事情本不是这样又怎么办呢？假如你们编了一传奇小说，可是小说里描写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又怎么办呢？而事实上你们恰恰是创作了另外一个人！有人也许要驳：‘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在灾祸发生以前的一个月，在莫克洛叶村里已经把从维尔霍夫采娃小那里拿来的三千卢布挥霍净，象一个戈比那样的随便，因此是不可能分一半来的！’但那是些什么证人呀？这类证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上暴无遗了。再说，别人手里的面包看起来总是显得大些的。何况这些证人里面谁也没有数过这笔钱，只不过用睛估量了一下。证人克西莫夫不是曾经供过，说被告手里有两万卢布么。你们瞧，诸位，既然心理学是两的，那就容许我也利用一下另一，再看看结果是否一样——